自审判管理“三化”年活动开展以来，基层法院司法统计中不再出现超审限案件，但仍存在部分审理周期长，通过“技术处理”合法化，未作为超审限对待的案件，即隐性超审限案件。法谚云：迟来的正义非正义，提高审判效率是司法公正的根本要求。隐性超审限造成的诉讼迟延，与超审限违法审判的危害并无二异，当事人合法权益不能得到及时保护，审判的公正性会消失殆尽，最终影响司法的公信和权威。

　　一、隐性超审限的表现形式

　　审判实践中，基层法院案件隐性超审限主要有以下表现：

　　1.随意转换审理程序。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，只因承办法官在法定审限内不能及时审结，为避免案件超审限，将案件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。

　　2.滥用审限扣除。自从严格控制延长审限报批后，承办法官更多以当事人同意调解、中止审理，或以协调稳控等“其他事由”来扣除审限，变相延长审限。

　　3.审限暂停后不及时恢复。案件因鉴定、评估等原因暂停计算审限，承办法官在收到鉴定、评估意见后，有意不申请恢复审限计算，以达到增加审理时间的目的。

　　4.假撤诉结案。有的案件因客观原因难以及时结案，承办法官在审限届满前动员原告假撤诉，结案后再立新案号继续审理。

　　5.结案后送达超期。承办法官在案件审限届满前报结案，之后的文书送达未依照规定期限进行，当事人收到裁判文书已超审限。

　　二、隐性超审限的成因分析

　　案件隐性超审限的原因，不能简单归结为法官审限意识不强、业务能力不够才导致诉讼延迟，应当承认现阶段仍然存在着制约审判效率的客观因素，如法定审限过短，当案件更适宜协调调解但又耗时较长时，时间不够用的矛盾就凸显出来；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比例偏低，审判辅助人员不足，案多人少的矛盾没有解决；案件管理行政化，请示、汇报、审批等行政性环节过多，费时耗力；其他案外因素如信访维稳、人情困扰等造成影响等等。

　　其次，不可否认，不同县域之间的经济发展、法制环境、司法需求存在着差异，在案件类型、具体个案的疑难复杂程度、当事人的诉求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。但是，目前“一刀切”的评估考核模式忽略了这种差异性，加之基层法院以评估考核法院的指标直接考核法官，实践中给法官办案造成了困扰，法官在遵循依法办案原则之外，还必须考虑指标考核要求，如为满足调撤率、服判息诉率等指标考核要求，当判不判，久调不决，也导致了审判效率下降。

　　第三，为规避超审限，利用“技术处理”合法化使之隐形，是隐性超审限的滋生土壤。案件审限届满，法官会自然地选择以各种事由报批延长、变更审限，加之有些事由如案情复杂，自由裁量空间大，有的庭长、分管院长审核决定尺度宽松，存在着审批不严的现象。有的法官在审限届满前才报批，院庭长没有时间充分审查，即使不同意延长、变更审限，也会出于对法院整体利益的考虑而被动批准，导致审限监督管理流于形式。

　　三、治理对策和建议

　　有观点认为，隐性超审限也是一种违法审判的现象，是在滥用自由裁量权和弄虚作假。（王宝鸣、谢善鹃：“民事审判中的隐性超审限现象初探”，载《理论与实践》2000年第1期）。在此暂不讨论定性，但隐性超审限现象不应继续存在，需要治理防控则是肯定的。具体的对策和建议有以下几点：

　　1.审判管理从对案件的规范监督向服务促进延伸。提升审判效率应当是法院整体的职责、全员的职责，法官也是审判管理的主体，有责任增强司法能力，提升审判效率。院庭长更有责任统筹协调审判管理、人事管理、行政管理三大管理职能，树立管理即是服务的理念，切实解决制约审判效率的客观因素，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，保障支持法官依法办案，形成合力促进审判效率提升。

　　2.摒弃以评估代替考核的管理模式。审判质效评估的作用在于发现问题，但问题的成因并不能从评估数据中简单得出，必须通过对个案的具体分析才能查明主客观原因，如若非法官主因形成的诉讼迟延，却单纯归责于法官，就会挫伤法官的积极性，也会引导法官设法规避审限规定，主动掩饰存在的真实问题，评估考核因此失去了客观公正的基础，激励促进法官高效办案的目标也不可能真正实现。

　　3.审限公开接受监督。基层法院对隐性超审限“选择性失明”，甚至主动采取“技术处理”手段，集体规避审限规定，因此，依靠自身加强审限监管并不能解决问题。审限信息公开，引入外部监督是可行的途径。自案件立案开始，将案件适用的审理程序及审限、审限变更事由和起止时间，书面告知当事人，由当事人签字后附卷备查，或者作为司法公开信息允许当事人依法查询。制作裁判文书时，将所涉及的审限变更全部记载于文书中，使之完全透明化、公开化，便于当事人及上级法院监督。